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最早亮相的這一部分提案，貫穿兩條主線，一是探索教育更好地服務經濟大略，涉及“效率”問題；一是探索彌合存在于不同領域的教育差距，涉及“公”問題。而無論是效率還是公，都指向教育供給質量的提升??以資源投入、制度創新等方式給中國人更好的教育。這可謂是站在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縱深推進節點的“教育”。

呼吁改革高等教育評價機制

2017年將是高等教育“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推進的重要年份。“雙一流”計劃被視為繼985、211工程后為經濟轉型提供人才輸出和科研支撐的重磅戰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藍表示，人們對“雙一流”的期許在于，“好大學”、“好學科”這一身份實行動態評估，而非先前985、211工程那般“身份固化”。完成這一期許的關鍵問題是，針對高校的評估能否獨立、客觀。

目前，我國的教育評估以教育主管部門或其所屬機構為主。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中，民進中央認為，當前教育評估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教育評估主體是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或其所屬機構，管、評未分開；二是新型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在財政保障、人事安排、重要決策等核心方面仍依附于行政管理部門，獨立性不強。

在此之外，民進中央還指出，目前教育評估機構專業性不強，技術手段落后，評估規則制定不規范。囿于原來評估模式和傳統技術手段，目前的第三方評估多數在評估內容上“新瓶裝舊酒”，評估技術上“穿新鞋走老路”。

為此，民進中央強調，要在政策上落實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的獨立地位。在行政管理邏輯上，建議明確評估機構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從根源上斷開教育行政部門和評估機構的隸屬關系；在評估人員隊伍建設上，清晰劃定教育評估從業人員與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界限，絕對不能需要管理時當教練，需要評估時當裁判，甚至直接當運動員。同時，要在準入標準上鼓勵多部門協同參與，制定專業機構和社會組織參與教育評估的資質認證標準，還要從多學科角度聯合開發大型評估管理信息系統和高效率的評估技術工具，確保教育評估結果的準確、公開、透明。

民盟中央則建議，要建立以同行評議為主，針對不同高校、崗位、評估對象的多層分類評價體系和公開透明、可操作性強的第三方評價監督機制；另外，還要成立高校科研評價體系改革領導小組，鼓勵將科研評價改革與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加強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評價管理委員會的評價權力，樹立科學的評價理念，建立有效促進和形成優良學風的評價體系。

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清單中，民盟中央、致公還關注存在于高校內部的評估??與科研成果轉化相關的高校科研體制的評估。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許長青表示，年來高層政策均在強調高等教育服務經濟戰略的職能。建設“雙一流”，能為經濟建設培養創新型人才，同時還可通過校企合作、聯合研發等方式為市場提供市場支撐；而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正是高校服務經濟戰略的作用之一。

在題為《關于深化高校科研體制改革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提案》中，致公援引數據指出，全國5100家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能轉化并批量生產的僅20%左右，而發達國家卻高達70%～80%。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對高校和教師科研能力的評價體系問題。大部分高校的科技人員單純地追求學術成就以及圍繞學科邏輯而非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的現象比較普遍。

為此，致公著重強調改革完善科技評價考核機制的重要性。致公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科技管理與評價的多元化體系，在評價體系方面對橫向項目實行與縱向項目相同或相的標準，將成果轉化作為評價應用研究的主要指標。將知識產權創造、標準制定及成果轉化作為職稱評審和聘期考核的重要依據之一。

防止校園欺凌

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清單中，致公和民革中央不約而同地關注到校園欺凌問題。

對于校園欺凌問題，民革中央、致公均指出，原因在于目前相關的法律法規相對滯后，同時缺乏有效應對校園欺凌的預防與處理機制。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校園欺凌問題受到關注，跟媒體持續關注報道有關，其背后存在著一定的社會文化根源，是不得不解決的一個問題。

民革中央特別指出，目前規制校園欺凌的法律條文分散，相關規定散見于《刑法》、《民法通則》、《行政法》等部門法以及行政規定中；操作性不強，比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細則和實施辦法仍未出臺；教育部規章位階不高，現行關于保護學生人身傷害規定為《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均屬部門規章，法律層次偏低。

針對前述原因，民革中央建議，有必要改變目前部門法過于原則、以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為主的低層次的現狀，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一部全國統一、層次較高、專門詳盡的《校園安全法》。在專門法中，應明確規定校園欺凌的預防措施、標準；校園安全管理機構、職責、制度等；家庭、政府、社會的保護責任與義務。

致公則建議，考慮降低刑法中對刑事責任的承擔年齡（許多國家將刑事責任起始年齡定為7-13歲），同時將故意輕傷害納入到現行的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承擔部分刑事責任的罪名中。此外，可設立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現有制度上進行職能轉型，可借鑒香港的警司警誡制度，警司警誡制度是孩子侵犯行為發生后，警司會對孩子進行訓誡，第一次訓誡后會告訴孩子還有一次訓誡機會，第三次就會被送上法庭，經訓誡后，會有柔性的社工服務介入。

提升民辦教育“身份待遇”

2016年的全國“兩會”上，圍繞民辦教育的議題出現在不少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中。隨著《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的“塵埃落定”，前述討論暫告一段落。不過，2017年9月是修訂后《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的日子，針對民辦教育的建言獻策依舊活躍。

在擬提交全國政協的提案中，民進中央指出，基礎教育階段民辦學校比例逐年增長，2014年民辦普通小學、初中、高中占同類學校比例分別為2.8%、9%、18.4%；幼兒園則以非公辦為主，2014年全國民辦園139，282所，占幼兒園總數的66%。但在經費來源上，民辦園和普通中小學收入以學雜費和舉辦者投入為主，公共預算內教育經費和教育稅費的總體比例非常小。如2014年民辦普通小學、初中、高中總收入中公共預算內教育經費占比分別為16.8%、17.4%、8.0%，民辦幼兒園預算內教育經費占其總收入比例僅為6.3%。這一比例與“公辦學校”的“待遇”差別巨大。

廣東省教育學會民辦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張鐵民早前對記者表示，民辦教育在教育財政投入上與公辦學校的差距，影響舉辦者的辦學積極性和教師的教學積極性，從而影響教育質量的供給。由于民辦學校承擔了相當比重的基礎教育任務，差距的存在不利于基礎教育的長期發展。

這也是年來《民辦教育促進法》修訂，學界、法律界經常討論的問題。根據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在建立健全基于基本公共服務屬性的基礎教育公共財政保障體系同時，對于普惠性民辦園和非營利性中小學校，在公共財政投入上必須要加強并提升支持水。關于如何彌合“公辦校”和“民辦校”的差距？民進中央的解決思路是，教育公共財政投入按學校的功能“給”，而不區分姓“公”姓“民”。

“基礎教育公共財政投入方向應該由‘公辦學校’轉向‘公共教育’。建議突破體制內外公民辦學校身份桎梏，依據基本公共服務屬性特征，形成一個涵蓋學前至高中的全階段、大口徑、廣覆蓋的基礎教育公共財政支持體系。”民進中央在《關于基礎教育財政投入由“公辦學校”向“公共教育”轉變的提案》中寫道。

民進中央建議，改革現有“基數+增量”的財政撥款模式，建立包括各級各類學校的基礎教育階段統一、規范的國家生均標準教育成本測算方法和調整辦法，對不同地區各學校人為不可控成本差距實施合理的差異化財政補償，體現公共財政的縱向公，確保財政性教育經費“雪中送炭”，避免高超標的“錦上添花”和經費浪費。

民進中央還建議，在國家的各級各類教育預算中單獨體現民辦教育項目，然后分階段、分步驟推進，從參照公辦園和中小學校的撥款標準到逐漸統一標準，特別是要盡早、同等加強對其教師隊伍的培訓，提升普惠性民辦園和非營利性中小學校教育教學質量水。

教育公仍是關注焦點

在教育財政投入領域，一些民主黨派還關注對邊遠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扶持。例如，致公建議，建立穩定的農村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增長機制，將學前教育的投入情況納入我國高水發展15年基礎教育指標體系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民建中央則建議，建立對城鎮地區教育經費的轉移支付和獎補機制，對接納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學校給予更多經費支持，同時對接收農民工隨遷子女較多且解決好的地區和學校給予獎勵補助，教育資金適當向人口流入地區傾斜；民進則關注殘疾兒童，建議建立殘疾兒童信息系統和殘疾兒童識別、評估和分級制度，保障殘疾兒童分類入學，探索殘疾兒童雙學籍制度。

作為事關國計民生的議題，“教育公”問題歷年都是全國“兩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預計隨著后續委員代表提案、議案、建議的公開，將有更多事關“教育公”的立法修法、政策呼吁。而隨著精準扶貧的推薦，“教育扶貧”問題也在期升溫。在此之外，在民辦教育促進法新法實施和高考綜合改革縱向推進的情況下，預計民辦教育的“身份待遇”問題和高考制度改革問題，也將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主打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