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

　　直到今天，還有人記得這件往事：“你應該立即回去!”當年，陳云的女兒陳偉華在北京郊區當老師。一次冒雨走了十幾里路回家，卻因為沒有請假，受到父親嚴厲的批評。老一輩革命家生活中的普通一幕，照見的正是“一切按程序來”的優良傳統。

　　“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守紀律講規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遵循組織程序。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鄭重昭告全黨，“必須遵循組織程序，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不允許超越權限辦事”。黨的程序規定，不僅是我們黨集中統一的保證，也是對每一個黨員的政治要求。是否具有遵守組織程序的自覺，是檢驗黨員、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試金石。

　　現代政治學認為，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在現代政黨政治中，以嚴格的組織程序管理黨員的行為，乃是通例。英國工黨規定，議員候選人、黨的發言人和選區黨組織的活動，都必須受的指導和監督，胡言亂語會受到紀律處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從入黨成為預備黨員，再晉升為干部黨員，都需要經過嚴格的遴選、推薦和考察。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從請示匯報制度，到民主決策制度，我們黨更是在強大的組織程序保證下，凝聚成一個有著強大戰斗力的集體。

　　列寧曾如此闡述組織程序的極端重要性：“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在社會轉型期，黨員、干部不是生活在無菌箱中，而是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利益有著更為復雜的考量。組織程序作為管理規范、行為規則，可以發現、預防可能出現的問題。請示報告不是小事，不能滿不在乎，這些年來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這個上面。如果缺少了組織程序，只是我行我素，對個人，就如同無舵之舟、無韁之馬，遲早迷失方向;于組織，則如同一盤散沙、一堆亂麻，難以形成合力。

　　然而現實中，還是有不少黨員干部把持不住定力，視組織程序為無物，擅作主張，我行我素。在工作中無視規程，或是“邁過鍋臺上炕”，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先斬后奏、邊斬邊奏，甚至斬而不奏;或是“大事小事一言堂”，該組織民主決定的，卻越權專斷、專橫跋扈，個人說了算;或是該集體研究時擅自表態，該征求意見時省略程序，把個人意見強加給集體，用個人決定代替組織決定。在生活中無視規定，或是該報告的不報告，家庭發生重大變故，離婚、結婚多少年了，子女家屬長期在國外等，組織都不知道;或是一到非工作時間，便以個人私事、自由空間為借口，擅自脫崗離崗，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泥牛入海無消息。凡此種種，為個人違紀開了口子，對黨的聲譽影響更大。

　　無視組織程序，“怕麻煩”是借口，“不知道”更不成其為理由。說到底，還是個人私利和權力觀念扭曲在作祟。違規在企業、協會兼職，為退休找個落腳點，不就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心態，拿著權力尋租、變現，博些蠅頭小利嗎?有些領導干部之所以一再破壞民主集中制，獨斷專行甚至隨意批發官帽，也與班子成員信奉官場“潛規則”，甘當“家臣”甚至“家奴”有關。一位縣委書記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書記和縣長之間，既是同僚的關系，也是上下級之間的關系，甚至是爹和兒子之間的關系”。如此權力生態之下，難免會架空了組織，破壞了程序，把權力當成了私器，談何“該履行的職責必須履行，該承擔的責任必須承擔”。

　　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嚴格組織程序。狠查帶病上崗，整治突擊提拔，清理3200余名副處級以上“裸官”;抽查核實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取消5名擬提拔中管干部、數十名擬提拔廳局級和縣處級考察對象的提拔資格……這些都釋放出強烈信號：遵循組織程序，是守紀律講規矩的重要內容，須臾不可廢、時時須謹記。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的事業提供最有力的保證、最強大的支撐。

　　范文二

　　隨著反腐敗斗爭深入，“塌方式腐敗”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挖出一個，牽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觸目驚心，“一個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著”的現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敗窩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的深層癥結。正因如此，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的鏗鏘宣示——“必須維護黨的團結，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實于黨的同志”，更顯振聾發聵。

　　鄧小同志說過：“我們這個黨，嚴格地說來沒有形成過這一派或那一派。”世界上極少有哪個黨，像我們黨這樣堅持不懈地反對黨內搞小圈子，這是黨保持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正是因為這種行為會逐漸蠶食黨的健康肌體。一旦圈子盛行，就會出現“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問題、干事情的立場必將出現偏差，導致空談淘汰實干、關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現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難免被污染。結果，必然是組織渙散、人心離散。

　　當團結變成“結團”，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著尋找“鄉緣”“學緣”“業緣”的“團員”。或是官官相護，熱衷拉關系、架天線、搞勾兌;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領域當成私人領地，把下屬當成家臣;或是以同鄉會、同學會為名義，暗中相互提攜、互通款曲……派系意識流風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門戶、不知有組織，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義。干部選拔，不問能力水，只看“是不是自己人”;決策論證，不憑實情民意，只看上邊喜好。以利益輸送為紐帶，以人身依附為特征，將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對政治生態的危害之大，對政治規矩的破壞之深，對同志關系的異化之大，莫此為甚。

　　誠然，領導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正常的人際交往。但越是身處復雜的社會環境，面臨種種考驗和誘惑，越需要多一些自省，守住黨的規矩的底線。俗話說得好，針眼大的窟窿，能透過斗大的風。人際交往和生活情趣皆非小事。有時候，看起來是在講感情，實際上卻在徇私情，看起來是在交流體會，小處太“隨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甚至墜入腐敗深淵的開始。

　　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曾在家書中如此教育兒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甚至要求兒子“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結果還沒等兒子“實踐”，自己已經東窗事發。大量教訓警示我們，黨的干部只有一個組織，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門客。攀龍附鳳、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終逃不脫拔出蘿卜帶出泥、樹倒猢猻散的命運。當前，從嚴治黨、反腐倡廉不斷走向深入，圈子文化滋生的環境正在逐步改變。依附心理帶來的是包袱，捷徑思維通向的是邪路，嚴守紀律、常講規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坦坦蕩蕩為官，才是為人從政的康莊大道。

　　唐朝晚期，面對“牛李黨爭”的亂局，唐文宗發出“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無奈慨嘆，留下了“朋黨興，政事亂”的歷史警思。今天，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的遠大目標，越是在激流漩渦中劈波斬浪，在風險挑戰中迎難而上，就越是需要一支團結一致、奮發有為的黨員、干部隊伍。黨員只有一個上級，那就是組織，干部只有一個靠山，那就是人民。守定這條規矩，抱定這個信念，我們才能積聚起磅礴之力，去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