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話題是每年“兩會”的熱點，今年委員、代表們普遍將重點放在農村教師群體上，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建議。劉長銘等多位委員提出要提高農村教師工資，在此基礎上湯建人委員還建議從基層選拔農村教師。

　　提高農村教師待遇的呼吁早已有之，客觀地說目前農村教師收入確實相對較低。劉長銘委員提到，大學生到農村支教的政策，結果是農村學校成了他們的畢業入職訓練班。在收入較低的情況下，農村學校不足以留住優質人才，教育質量也就得不到保障。委員們提出的兩個建議中，選拔基層教師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教師流失問題，但提高待遇顯然更為關鍵，畢竟即便是基層的教師，在考慮去留時待遇往往也是重要因素。

　　年的國家政策在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今天之所以還有委員就這問題提出建議，主要是因為政策覆蓋面不廣，力度不夠大。現今談論這一問題時，主要涉及政策具體落實層面，比如說，到底多高的工資，才能吸引教師人才去農村?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前些年做了一個報告，結果顯示，如果工資達到4001-5000元，88.07%的大學生都愿意下到農村。建議提高農村教師待遇的委員們在今年“兩會”上普遍未說出具體數額，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建議成倍提高，而劉長銘委員則建議大幅提高農村教師工資，而補助標準則要明顯高于城鎮教師。這樣的要求其實并不高，參照國外經驗，不少發達國家鄉村教師的收入甚至要高于城鎮地區，目的就在于吸引優秀人才。中國要達到這一目標可能有些難，但實現委員們提及的待遇水目前看來并不難，一些分析顯示財政方面完全可支持政策落實，可以說，提高農村教師待遇關鍵是愿不愿意。

　　當然，在推動改善農村教師待遇的同時，還有必要提醒，教師待遇不高只是農村教育問題之一，在其他條件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提高待遇對于穩定農村教師隊伍所能起到的作用恐怕有限。外界總結這一群體困境時普遍提到兩點：一是待遇低，二是缺乏幸福感。前者會影響后者但未必起決定作用。對于教師群體而言，構成幸福感的要件相對多元，除了待遇，教師的幸福感也與學生的表現有關。而前些年推行的“撤點并校”政策，致使農村學校生源狀況不佳，也影響了教師的幸福感，并最終加速了農村教師的流失。農村教師的困境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今天要改善這種狀況，不應該僅僅強調提高教師收入，學校硬件條件的提升、生源的改善以及教師群體職業晉升機制與城鎮教師看齊同樣重要，長遠來看，農村學校還應該謀求自身的風格和，如此種種，都可促使農村教師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