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中國570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場。1978年春，他們中的5%（27萬人）走進了各大高校的校園，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恢復高考后首批大學生入學40周年。40年間，一批又一批大學生已從奮進的青年變成了睿智的長者，中國也發生了改天換地的滄桑巨變。

又是一年高考時。高考變遷與人們命運轉折有怎樣關系？高考制度之于我們國家到底有怎樣的意義？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間節點回望高考，更有別樣豐富的內涵。

見證中國高考的時代變遷

1977年10月，23歲的牛大勇從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調往河北一個工廠，做汽車修理工。路過北京時，他從親戚處得知，要恢復高考了。“我已經多年沒上學了，初高中基本都沒怎么學，高考怎么考啊？”牛大勇雖然心里沒底，但還是在親戚的鼓勵下，帶著四處搜羅來的初高中教材到了太行山里的一個小三線工廠報到。

牛大勇認為自己剛來車間就想著參加高考，與工廠勤奮工作的作風不符，心理上很有壓力。“所以我白天努力工作，但一下班就什么都不顧了，看書學習、溫功課直到深夜，第二天起床后再抓緊時間看一會兒，就匆匆忙忙去上班，真是爭分奪秒。”

如今，牛大勇已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回憶起當年的高考，他依然感慨萬千：“那時人心思變，改革開放剛要起步，恢復高考給了流落到社會各個角落、家庭背景和人生遭際各不相同的一代青年一個公開、公的機會。這不僅把人們重新引導上求學若渴的正道，而且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造就了一代中堅力量。”

隨著時代發展，高考制度也在不斷變化。1999年參加高考的杜創然，現在是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實驗高級中學的一名語文教師。他的命運因為那年的高考制度變革而改變：

那一年，教育部開始推行“3+X”科目考試方案，杜創然的家鄉廣東省成為試點；那一年，中斷多年的生物和地理重新變成了高考科目；也是那一年，高考志愿填報從考前填報變成了考后填報。盡管考后填報志愿給他的高考經歷帶來一絲波折，但杜創然依然覺得，“這比高考前填志愿更有指導性，也更加合理了。”

然而，對杜創然影響最大的，還是1999年剛好趕上了中國高校第一次大規模擴招。當年全國的招生人數從1998年的108萬增加到了160萬，整整增加了52萬人。“因為那次擴招，我們宿舍9個人沒一個落榜，或好或壞，大家都順利地上了大學。”杜創然說。

2003年，中國高校自主招生時代大幕拉開。如今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的黃先生正是受益者之一。2005年，就讀于湖北華中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黃先生因成績優異，獲得了參加中國人民大學自主招生的名額。他還記得當時的報名材料需要一份個人申請，展示自己的申請理由、性格特點、愛好特長、相關專業學習研究經歷、學習能力、未來規劃等情況，“為了給老師留下好印象，我先寫了個初稿，老師和爸媽幫助修改了好幾次，我才端端正正地把它謄抄在一張紙上，心里既緊張又期待”。

當年冬天，黃先生來到北京參加考試。他回憶說，面試時老師問了一個關于教育改革的問題讓他十分意外，“我就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具體建議談了些想法”。最終，他順利成為中國人民大學自主招生資格生，享受人文科學實驗班降10分錄取政策。通過參加2006年高考，黃先生如愿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黃先生表示，參加高校自主招生其實是一種鍛煉，讓自己對大學的認識更加深刻。

承載為國選才的重大使命

所有的故事總要有個開頭。1977年恢復高考，這樣一場驚天動地的變革是如何發生的呢？

著名教育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告訴記者，恢復高考最直接的動因就是國家對人才的渴望。

顧明遠說：“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一缺資金，二缺人才。要資金，就得開放，引進外資；不僅引進外資，還要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但引進技術以后，誰來承接這個技術呢？必須要靠人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同志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教育是基礎’。可見作為選拔人才工具的高考有多么重要。”

的確，在許多關于恢復高考的重要歷史文獻中，我們都能感受到當時的黨和國家求賢若渴的心情。

在1977年5月所作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重要講話中，鄧小同志指出：“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蘇聯九十萬，我們只有二十多萬。”這個美蘇中三國“120∶90∶20”的數據，在鄧小同志之后的講話中被反復提及。

中國科學院院士潘際鑾，曾任中國焊接學會理事長、清華大學機械系主任。1977年8月初，鄧小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潘老就是與會代表之一。

據潘老回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的何東昌在會上發言說，當時清華大學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素質參差不齊，很多人只有小學水，到校后還要補中學課程。鄧小當即插話說，那就干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么大學！

鄧小同志的講話表明，為現代化建設儲備人才刻不容緩，恢復正常的高考選拔制度已經勢在必行。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無比正確的決定。1980年到1982年間，1977年、1978年考錄的共67萬多本專科大學生陸續畢業，成為改革開放后所選拔、培養的第一批優秀人才，為求才若渴的中國社會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當時流行的一句順口溜叫做“金77、銀78”，對當時人才稀缺的中國社會來說，這些大學生們像金銀一樣珍貴。

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介紹，恢復高考后3年入學的90多萬學子畢業后成長為各行各業的骨干，這批人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推動力和社會發展的支柱力量，“中國的經濟起飛和高考制度有著重要的關系”。

實現社會公的重要制度

除了選拔人才，實現社會流動、促進社會公也是高考制度的題中之義。在恢復高考40多年的歷史中，從來不乏寒門貴子的佳話。

中科院院士、北大數學科學學院教授張文仍清晰記得，年少的他為減輕家中負擔，走街串戶賣冰棍的情景。因為家境貧困，一家人全靠父親種田糊口，張文幾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來。

1984年，高考成績全省前十的張文被北大數學系錄取。“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高考，很多像我這樣農村地區的孩子可能走不出來，更不可能做學問。”張文說。

對貴州省招生考試院院長周寶英來說，高考不僅是一次考試、一項制度，更是一種意義深遠、蘊含豐富的精神，一種為理想奮斗的精神，一種公正義的精神。

“高考制度本身以公為導向，體現的是唯才是舉，是‘不看老子不看面子不看票子看卷子，不拼爹不拼娘不拼關系拼分數’。在高考制度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夠在同一個臺上去努力、去競爭。”周寶英說。

在顧明遠看來，高考這種不論家境不論出身，人人皆可成才的公性，可以視為對中國科舉制度的某種延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讓普通人也能通過考試實現向上流動。高考如今也成為了保障人才流動的機制。”顧明遠說。

“高考同時還促進了教育公。”顧明遠認為，教育公不是教育的絕對均主義，而是教育機會的公、教育過程的公。“在我看來，給每個學生提供最適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最公的教育。”

40多年來，高考始終佐證著“知識改變命運”的信條。高考制度的存在，使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風氣。高考讓廣大人民群眾相信，通過努力學習知識，就可以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深造，從而改變自身命運，使未來更加光明，人生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