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一官員自爆“散吏”生涯，稱自己“休而不退”，深感“愧疚”：一是愧對分文不少的薪資;二是愧對含辛茹苦的勞動者;三是，愧對朝九晚五的下屬們。

　　看到這篇文章，筆者一方面對文章作者敢于直言的勇氣感到佩服，另一方面也對我國“延遲退休”的政策感到深深的擔憂。古人云“老馬知晚，不用揚鞭自奮蹄”，“延遲退休”本意是讓有50歲左右經驗充足，精力旺盛，牽掛較少的公職人員能夠更好的發揮自身優勢，在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為再立新功。現在，竟然出現了“休而不退”的怪象，這直接影響了“延遲退休”的風氣，讓人遐想到“延遲退休”不過是換來了“休而不退”這樣一個結果。

　　官員“休而不退”是“延遲退休”毒瘤。“休而不退”也就意味著什么都不干，照樣拿工資，照樣享受一點不少的福利待遇，對于起早貪黑，辛苦勞作納稅人，辛苦掙來的錢憑什么要養活這樣的尸位素餐者?有資格“早退”的，必然是當過一官半職的人。換句話說，你退了以后，可以空出一個官位，你才有資格“早退”。

　　那些沒資格“早退”的公職人員則只能照常按時簽到上班，一旦緊張起來，還得照樣“白加黑”、“五加二”，你說他們心里是何感受?一些機關鼓勵干部提前退休，通常都有著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消化冗員、為年輕干部“騰位子”等。如果說“休而不退”是為了培養新干部需要騰出位子給他們，那么培養好了的干部都不用，干嘛又培養那么多新干部?這就好比將經驗豐富、年富力強的公務員閑置不用，每年還要再進新的公務員。如果僅僅為了解決就業，解決崗位，這一的做法是否欠妥呢?“休而不退”危害如此之大，那“延遲退休”又還有何意義呢?

　　官員“休而不退”是“延遲退休”毒瘤，必須想方設法予以杜絕。

　　延遲退休等政策是基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如何讓養老保險可持續發展所確定的方向。但如果官員“休而不退”這一畸形模式得不到有效遏制，“延遲退休”就會淪為一些“休而不退”官員冠冕堂皇的理由，打著“延遲退休”的幌子“吃空餉”，造成國家人財物的損失和浪費。

　　專家：延遲退休政策應更具彈性

　　日，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已經出來，還要按照相關程序報經批準后才能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

　　包括退休、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政策關乎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無疑是公眾關注度最高的公共政策之一。延遲退休政策的“雷聲”轟鳴了好幾年，現在已有雨點漸的趨勢：將出臺最終方案。這項政策無論如何精益求精，都將注定爭議重重，畢竟一項全國性的公共政策不可能兼顧所有階層、地域、年齡層等群體的利益訴求。但無論是和國內自身縱向進行歷史比較，還是和國際社會進行橫向比較，拋開政策內容本身的爭議性，其制定過程都有諸多值得肯定的進步之處。

　　首先，這一政策的制定過程堅持了積極漸進穩妥的策略，有效吸取了以往個別政策急于求成、急躁冒進的經驗教訓，充分體現了決策層的改革定力和智慧，也充分遵循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化原則。決策層本著“寧慢毋濫”、“以時間換政策空間”的精神，在政策出臺前給民意以充分的釋放機會，給社會公眾以充分的心理準備，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給學術界、主管政府部門和其他參與各方以充分的調研時間，做足政策可能方案的準備功課。同時，始終清醒地堅持兼顧各地、各行業的多樣性特殊性，堅持避免“一刀切”。所有這些理性之舉，算得上是我國公共政策史上值得稱賞的進步!

　　其次，這一政策的制定過程堅持了開放、參與的策略，盡量規避過去閉門造車、部門決策的錯誤，充分遵循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原則。關乎千萬人利益的公共政策，除了城市規劃等這類專業化程度較高的領域外，要歷盡所能的讓千萬人參與討論，讓利益各方充分發表意見建議。即將推出的漸進延遲退休政策方案，在出臺前就已經過長時期公眾熱議，出臺后也將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并將據此進行適度調整完善，充分體現了對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進程的接納和重視。

　　更為重要的是，漸進延遲退休的可能政策方案自身，以尹蔚民部長所舉的例子來說，充分體現了決策層竭盡所能兼顧不同年齡層、不同地域之間公訴求的決策傾向，充分遵循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公正義原則。

　　延遲退休政策著眼的不僅是養老金“空賬”和缺口問題，更是人口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的大背景下，立足長遠規劃未來社會的底線保障問題，意在實現兼顧和衡當前經濟發展和確保未來可持續發展、切實兜住底線和防止“社會福利陷阱”、有效降低個人與企業社保負擔和確保養老等社保基金持續充盈。更為重要的是，在確保效率的前提下充分兼顧公正義，包括地域之間、行業之間乃至代際之間的公正義。延遲退休年齡的決策按照“小步慢行、漸進到位”和“區別對待、分步實施”的原則來穩健實施，初步體現了決策層對公正義原則的堅守。

　　當然，漸進延遲退休政策無論如何“漸進”和“分步”，最終都會形成新舊政策的“分水嶺”：兩側年齡接的群體各自享受不同政策，帶來的政策影響也會呈現出鮮明對比。要切實消除這種政策實施帶來的“不公感”甚至“被剝奪感”，根本之道還是要堅持市場化原則和方向，始終清醒地堅持政府在養老等社會保障中的輔助而非主導、監督而非包辦作用。換言之，決策層要始終清醒地意識到，延退政策也應該是方向性、參考性的，更應該是具有足夠彈性的：給企業和個人留下自主選擇的彈性，給市場留下創新和多元化供給的彈性，更應該給未來政策修正和完善預留適度的彈性。 例如，但凡在延遲退休政策所及年齡范圍之內的，按照受影響程度給予多種可選擇、可操作的補償機制，包括可提前退休選項(較之此前可略高比例的提前退休申領額度)、適度獎勵性選項(例如5年以內的退休金上浮比例獎勵)等，鼓勵養老服務企業或者金融保險企業據此推出更加多元化的養老保險選項，讓公民個人和企業有更多選擇等。

　　值得期待的是，這種必要的政策彈性，在大數據和互聯網+的背景下，是完全應該可以“精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