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麻省Babson學院的“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給出了企業家精神的定義，認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癡迷機遇、整體把握和協調領導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這種精神可以甄別機遇，不管當前的條件是否具備;可以利用機遇在個人、公共和全球性部門創造財富”。一個企業家能夠看到、評價和追索機遇，而一個管理者卻關注如何利用可能的資源而實現最好的結果。

盡管我曾認為自己是一個企業家，但我不是，我轉而從事了政治領導工作。我認為現在探討的問題可以似地表達為“領導者是天生的還是經過后天訓練而成的”?如果一個人沒有領導素質，那么無論如何訓練也無法顯著提高其領導能力。而那些具有領導素質的人可以通過訓練成為更加優秀的領導者。

英國人曾經有過很多偉大的發明，例如蒸汽機、織布機和電動機等。他們曾經獲得過很多諾貝爾科學獎。然而他們卻沒有將這些發明商業化。正如研究企業家精神的一些學者所指出的，他們沒有將這些發明轉化為可以獲得人們可以購買的、具有利潤的商品或者服務。為什么英國人缺乏將發明商業化的能力?我認為這可以歸咎于他們國家的文化。兩個世紀的帝國時代造就了一個高度重視舊式財富和封邑貴族的社會，人們看不起新興的富人。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憑借智力技能獲取成功和受人尊重，成為律師、醫生、專業人士等，這些人通過腦力勞動獲取財富，而不必弄臟雙手，不像工程師或者靠體力勞動而總是弄臟自己雙手的人那樣。舊式財富和封邑貴族的態度塑造著人們的價值觀。而新富者并不能為上層社會所容納。只有他們的后代可以通過接受必要的公共學校教育和大學教育之后才能夠被上層社會所接受，這時候這些新的財富經過熟化而成為舊式財富。

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起，瑪格利特·撒切爾夫人開始改變英國人對于新舊式財富的根本價值觀念和態度，她推行國有產業部門的私有化，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不像她的同輩人那樣，撒切爾夫人不把“利潤”視為一個骯臟的詞匯。事實證明這種做法非常有說服力，同樣的公司，由大多數利益人提名并為這些利益人負責任的管理者掌管公司要比經理和董事會掌管的公司有著更為豐厚的利潤。

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價值觀念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差異。美國是個前沿性的國家。美國存在著差異，但是不存在階級差異。每個美國人都會頌揚致富，美國人都想成為富人并為之竭盡全力。這可以大大鼓勵創建新的企業和創造財富。為了將科學發現和發明商業化，美國人進行革新和創辦新的公司，從而不斷創造財富。美國社會總是在發展和變化。美國人申請的專利領先世界，他們努力生產新的產品，或者使得產品生產更好、更快、更廉價、生產率更高。如果能夠發明一種在美國市場上暢銷的產品，那么隨后就能占領世界市場。

1999年2月《經濟學家》雜志在評價一位高齡日本企業家的時候寫道,“自力更生的人在傲慢的日本社會會招來嘲笑和貶抑。”這也是撒切爾夫人沒有試圖改變舊觀念之前英國上層社會的態度。

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美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復興，收復了曾在20世紀80年代讓日本和德國攫取的產品市場，我非常欣賞美國人所具有的這種企業家精神。但對每個成功的美國企業家來說，他們大多都努力過、失敗過。有些企業家經過不斷努力和失敗，最后獲得成功。有些成功的企業家繼續創造并創辦新公司，自己成為擁有多家公司的企業家。這就是美國大公司成長的方式，這種企業家精神創造了一個具有活力的國家。

中國文化和價值觀決定著中國優秀年輕人的包袱。自從春秋時代，傳統中國社會就把學者即“仕”視為首要的價值選擇，其次是“農”，再次是“工”，最后是“商”。這是一個農業社會的社會等級觀念，即使在現在的大眾文化中也沒有多少改變。世世代代優秀的中國青年選擇“仕”(學者)的道路并通過科舉體系成為一名官員。這種觀念在日本和朝鮮也占有主導地位，二者同樣受到儒家的影響。即使在現在的中國、日本和朝鮮，很多最好大學的最優秀畢業生愿意在政府部門謀求職位，而不愿意加盟私營公司。這種現象在新加坡也同樣存在。結果呢，這些國家沒有很強的企業家精神傳統。在英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牛津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大多在政府部門尋求職業，而之后自由主義革新的“大爆炸”為倫敦金融服務業帶來了巨額回報，因為很多天才進入這一行業。美國的情形一直相反，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從事商業，或者加盟大型公司，而不是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我的經歷修正了我早年“企業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鍛煉出來的”觀點。很多年來，我比較了香港和新加坡商人的差別。我從中得出的結論既令人歡欣又讓人悲傷。隨著共產主義解放大陸，一些成功的企業家、實業家、銀行家、船運商和商人從沿海城市如上海、廈門、汕頭和廣州涌入香港。這些人在香港發展制造業，最初是紡織業、塑料、玩具、船運和銀行業。他們是有經驗的企業家，并與其他一些移民逐漸孕育了企業家文化。有個香港制造商移民新加坡并成為新加坡人。他告訴我，他雇用新加坡人為自己工作，二三十年后這些新加坡人仍然在為他工作，只不過已經成為高級管理人員，而他移民新加坡時從香港帶來的管理人員卻離開自己開始經營自己的服裝業。這些香港管理人員看到他的成功經歷并去踐行。因此我必須改變我原來的觀念了。社會上存在一種所謂的企業家文化，可以鼓勵很多人努力從事商業并取得成功。

新加坡沒有深厚的企業家傳統，這一點并不奇怪。我們的商人多從事貿易和船運，并沒有投資建廠的經歷，因為建設工廠需要長期的醞釀和大量的投資，然后才能夠維持和盈利。新加坡銀行對開辦工廠的商人提供貸款并不熱情。我們的銀行家沒有相關投資風險評價和風險管理的經歷和專業知識。當需要解決工業化過程中的高失業問題時，我們必須著手建立新加坡發展銀行以解決向制造業貸款的風險問題。這就是GLC誕生的原因。因為我們沒有足夠多的企業家，缺少資金，政府只好接受這一任務進行制造業投資。成功的財政部長們，例如Goh Keng Swee、Hon Sui Sen、Lim Kim San，都創建了新的企業。例如，Goh與政府官員共同開拓了一條新的航運線路，一個巴基斯坦航運專家給予他們指導。NOL事實上成功了。馬來西亞-新加坡航空公司倒閉之后，我們創辦了新加坡航空公司(SIA)，這個公司是由一些優秀的公務員領導的。國家鋼鐵公司、Chartered Industries、Keppel、Sembawang和Jurongshipyards，還有幾個食物加工企業，都是這種情況。我們不認為政府主管人員作為企業家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認為這是必要的，我們選擇最有前途和能力的政府官員掌管這些新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