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敬畏”，不僅僅是為官之道，也是為人之道。從周公的“一沐三抓發，一飯三吐哺”到召公的“甘棠聽訟”;從孔子的“君子以恐懼修省”到曾國藩的“心存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心存敬畏”一直是中華民族仁人志士追求的為人為官的一種境界。而作為共產黨人的心境和胸懷顯然要高于這種境界，黨員領導干部顯然要高于普通黨員，應該說“心存敬畏”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必修之課和必備之德，但如何做到“心存敬畏”，我們認為至少必須堅守三條底線：即敬畏法律法規、黨紀政紀和道德倫理。

　　一、要敬畏法律法規

　　國無法不治，民無法不立，法律法規是治國理政最重要最基本的規矩。從世界范圍來說，作為人類現代文明進步基石的法律法規，本身就是人類道德倫理的高度概括和抽象，這種高度概括和抽象又充分體現了一種契約精神，而契約精神本質上就是講規矩、守信譽和重諾言，忠實地履行和遵守雙方共同認可的條約或規則。就我們國家來說，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黨的十八以來更是強化了這一點。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質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敬畏法律法規是最基本的底線。

　　(一)敬畏法律法規的等性。堅持法律面前人人等，等是法律的基本屬性，不管你是黨員還是公民，不管你是公職人員還是普通百姓，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法律法規之上的權利。而現在有些領導干部之所以會頻頻出事，就在于自己喜歡凌駕于法律之上，總認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高于人一等，有權就 “任性”，喜好大權獨攬，獨斷專行，我行我素，不把法律法規當作一回事。究其原因就是內心特權在作祟，無視于法律法規的等性，無視于人與人的等性，認為可以人大于法、權大于法、言大于法和行大于法，不把班子成員和他人當一回事，結果不是出現決策失誤，就是觸犯刑律成為階下之囚，這種現實版的事例是很多很多。

　　(二)敬畏法律法規的人民性。現在許多領導干部常常誤讀手中權力的來源，總認為自己的升遷和提拔是自己努力或自己善于周旋的結果，往往歸功于或感恩戴德某一個直接提拔的上司，喜歡拉幫結派，唯獨忘卻了包括他的直接上司和自己的權力都來自人民的賦予，都是黨的各級組織集體的精心培養和幫助的結果，并不意味哪個個人有什么施舍的權力。事實上不管是黨務政務，不管是事業單位還是國有企業，不管權大權小，最終權力都是來自于法律法規或制度的授權。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才是依法治國的主體。依法治國的所依之法，就是規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之法，依法治國的過程就是維護人民主人翁地位的過程，況且我們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敬畏法律法規，歸根結底就是敬畏人民主人翁地位，敬畏人民所賦予的權力屬性。

　　(三)敬畏法律法規的公有性。作為一個擁有8600多萬黨員的執政黨，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已經在各行各業中承擔了治國理政的大任，這些人的手中或多或少都擁有一定的大小權力，這種權力絕不是私權，而是公權。公權只能公用，公權只能用于公事，公權只能是集體醞釀和科學決策的成果，公權只能在公開透明中有序運轉，這是公權不能私用的最基本常識。在這里，黨員領導干部有別于普通黨員或群眾的地方，就是依法有序運用公權來為人民服務，造福于人民。敬畏法律法規的公有性，就是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在使用權力過程中只能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絕不能把公權當作私權私器，用公權來設租、尋租和招租，用公權來進行權權、權錢和權色交易。敬畏權力的公有性也是對全體黨員提出的要求，如果我們的黨員都能對權力心存敬畏，那么就會懂得感恩感念，懂得感謝周邊的人與事，懂得珍惜權力、慎用權力，不敢怠慢百姓，不敢侵擾百姓。

　　(四)敬畏遵紀守法的表率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已經建立健全了較為完備的法律和法規體系，這是歷史的進步，現恰恰不是無法可依或無章可循，而是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或藐視法律的情況，甚至出現有些領導干部臺面上講法律，會議上學法律和發表文章上強調法律，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不按法律法規辦事，處處規避法律法規，有的還喜歡在自由裁量權上做足文章。正因為如此，敬畏遵紀守法的表率性，就是要求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在依法行政和依法辦事上做楷模起表率，能帶頭學法懂法用法守法，牢固樹立法治觀念和依法執政的理念，自覺學會用法律法規約束自己，規范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成為真正“懂規矩”的人。

　　二、要敬畏黨紀政紀

　　與其說敬畏法律法規是對包括黨員在內的全體公民來講的，倒不如說敬畏黨紀政紀是對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特殊要求，這也是有別于普通公民的重要標志。實際上從黨的歷史上看，嚴守黨的紀律、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約束，這也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政治優勢。那么如何使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更好地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覺地敬畏黨紀政紀，我們認為至少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要敬畏黨章。黨章是我們黨的總章程，是黨內的憲法，集中體現了黨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規范要求，也是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必須遵守的準則，更是是制定黨內其他規章制度和規范性文件的依據所在。現在問題是有不少黨員領導干部并沒有把黨章當作一回事，早把黨章中所規定的黨員權力和義務等規定拋在了腦后，對黨章缺乏應有的敬畏之心，對學習了解黨章、遵守黨章缺少自覺性和能動性，這顯然是黨性不強的表現。對于全體黨員來說，如果說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是基本義務，那么學習和遵守黨章則是高于普通公民的一種特殊要求，因為黨章中對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都已經規定得很清楚，這實際上是一條貫穿于黨內各種規章制度的“大紅線”，“黨內紀律處分條例”、“廉政準則”等各種黨紀政紀也是根據黨章制定的，這是敬畏的源頭活水，掌握了黨章，其他黨紀政紀也就更為容易理解消化。因此，黨員領導干部應該成為敬畏黨章、忠于黨章、學習黨章、維護黨章和遵守黨章的榜樣和標兵。

　　(二)要敬畏黨紀政紀。以往在我們的監督、執紀和問責過程，有些黨組織往往把黨的紀律當作保護黨員領導干部的一道“天然屏障”，有的還成為違法亂紀者討價還價和抵消法律處罰的砝碼，甚至還被人誤認為紀律處分是保護黨員領導干部的一種手段。而現在不行，黨紀政紀已經回歸本源，紀律已經成為先于、高于和嚴于法律的對黨員干部的剛性約束。正如最提出的“四個全面”，其中最為重要的“全面”就是要“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黨”的關鍵就是要求我們的黨員領導干部要敬畏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提出要把“紀律挺在前面”，要讓紀律立起來、嚴起來和執行起來。黨的紀律包括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財經紀律、生活紀律等，顯然我們要敬畏的就是這些紀律，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和最關鍵的是要敬畏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是敬畏所有黨紀政紀條規的底線，也是保護自己的最有效方法。“全面從嚴治黨”和“把紀律挺在前面”，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真正做到紀律嚴于、高于和先于法律，從法律的零容忍到紀律的零容忍，讓紀律樹立公信權威，讓紀律通上高壓電，做到令行禁止，用紀律管住大多數黨員，把從嚴治黨落實到關鍵點和實處。

　　(三)要敬畏黨的政治規矩。黨的政治規矩，就是那些“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的不成文的自我約束的規矩”，這也是“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和規則，是黨的生命線”。現在的確存在有少數黨員領導干部甚至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搞“山頭主義”，不任人唯賢、只任人唯親，有的排斥異己、搞團團伙伙，有的陽奉陰違、當面一套、背后一套，違反黨的政治規矩帶頭傳播小道消息妄議中央等，這對黨的統一、對黨的團結和黨的形象破壞性是非常大的，也是釀成腐敗的根源所在。因此當前特別要強化敬畏黨的政治規矩，這就是要遵守“五個必須”，堅決在政治上保持與一致，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維護黨的團結，要敬畏組織原則、組織程序和組織決定，切實管好自己親屬，不做庸官貪官裸官，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也就是說，敬畏黨的政治規矩就是要樹立政治意識、團結意識、程序意識、組織意識、原則意識。

　　三、要敬畏道德倫理

　　敬畏道德倫理這在當前尤為重要，這往往是容易被黨員領導干部疏忽的最根本的底線，這根底線一旦突破，就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許多貪官之所以出事或一發不可以收拾，恰恰是從突破道德倫理底線開始的。這個底線一旦突破，很快就會波及黨紀政紀，再往前往深走一步就會觸及法律法規，這已經是一條規律。因此我們一定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僥幸。”至少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要敬畏信念誓言。不管官大官小，不管位在位退，作為黨員都不應該忘掉我們的初衷，這初衷就是向鮮紅黨旗宣誓的瞬間，這里就有一個信念誓言的念力，這個念力就是我們必須為之奮斗的理想和信念，也是激勵和支撐我們不斷前行的精神動力，值得我們永遠追求和敬畏。早期的共產黨人就是靠這個戰勝了各種艱難困苦和形形色色敵人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八一起義到井岡山根據地，從中央蘇區到長征路上，從延安到西柏坡，再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我們黨曾經涌現出無數的革命先烈和先進典型。有戰爭中為國捐軀的無數有名或無名英雄，也有像錢學森、王淦昌、錢三強、鄧稼先等“兩彈一星”的老科學家和雷鋒、焦裕祿、孔繁森、楊業功、楊善洲和龔全珍等一大批先進人物。這些同志都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道德倫理的楷模，他們的信念誓言、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和大無畏的精神，都有助于我們去追求信仰之光，成就奉獻之道，培育服務之德。敬畏信念誓言，就是要求我們修大愛、立大德和成大美，自覺做理想信念的傳承者，做共產黨人精神高地的堅守者。

　　(二)要敬畏天地良心。現在已經暴露的或沒有暴露的許多貪官，無不從敗德、缺德和壞德開始的。這些人可以說具有雙重或多重人格，紙醉金迷，墮落腐化，生活靡爛。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臺上一套、臺下一套，家中一套、家外一套。這不僅敗壞黨風政風，還帶壞民風和社會風氣。如不加以制止和整治，必然會嚴重損害執政黨的形象，甚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究其原因，這多少與我們打開國門之后過度追求物欲有關，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扭曲變形，使人們專注于形而下的器物追求，拋棄了彌足珍貴的形而上的追求，導致人們內心深處原有的天地良知等人文信仰喪失殆盡，結果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大行其道，使靈魂在欲望的溝壑中墮落，致使有的貪腐分子連封建士大夫還不如。封建士大夫大多飽讀“四書五經”，完全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絕大多數擁有 “天地良心”，不會隨意突破為人為官的底線。正如眾所周知東漢時期的楊震，當他由荊州刺史赴任東萊太守途經昌邑時。曾受他舉薦的昌邑縣令王密為報當年知遇之恩，半夜懷揣重金前去拜見，卻被楊震斷然拒絕。王密說：“暮夜無人知。”楊震卻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謂無知?”這里的“四知”說，說明楊震完全明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道理，是一種敬畏天地良心表現，更是一種崇高的人文信仰，而我們今天所缺的就是這些信仰。所以，大力倡導這種崇高的人文信仰，就是要從我們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吸取敬天畏地的精神養料，在提倡經濟信仰、政治信仰和科學信仰的同時，也要使我們黨員領導干部多一些形而上的、能制約靜化心靈的道德倫理、宗教教理和儒道釋等人文文化信仰，且這些信仰都能有機融為一體，完全可以相融相契、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

　　(三)要敬畏父母妻兒。一些黨員或黨員干部之所以會出現信念動搖、誠信缺失、品行不端、低級趣味和權色交易等敗德缺德壞德情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敬畏自己的父母妻兒，這看起來似乎有點相悖，貪腐錢財的目的不就是為了確保自己和父母妻兒的榮華富貴嗎?其實不然，要知道，不義之財集聚的再多，“容易錢”只顧顧眼前，因為一方面錢財來得容易往往不懂得去珍惜，也容易“溫飽思淫欲”;另一方面，有時生不帶，死不帶去，若不義之財集聚多了，就是一時沒有暴露或被發現，僥幸遺留子孫，那也只能增加子孫們的好逸惡勞，不思進取。更為頭疼的是自己一天到晚都將會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擔心不曉得哪天 “東窗事發”。這種做法不僅沒有達到孝敬父母、撫養妻兒的目的，反而拖累父母妻兒，禍及的恐怕是三代。不敬畏父母妻兒的另一普遍現象，就是經濟上的貪得無厭往往很容易導致生活上的腐化墮落，這已是鐵律。有不少貪官后面不僅僅是幾個老板跟隨，還有不少隱性或顯性的情婦陪伴，有的甚至恬不知恥地以此為榮。要知道，性道德底線的突破往往也是經濟貪腐的衍生物。不管是貪官養小蜜小三或者是通奸，不管是貪官得到多少心理或情欲上的暢快滿足，這客觀上已經造成了兩個或多個家庭的傷害，敗壞了不光是自己也是他人的名節，傷及的當事人及家人恐怕要背負一靠子陰影，這能不懼乎?可見當前敬畏父母妻兒具有十分重要的道德倫理意義，如果黨員領導干部能夠真正敬畏父母妻兒，就會珍惜自己的崗位不斷反思自己，就會慎獨慎微慎初用權，不敢膽大妄為或放縱自己，才有時間去為民服務，造福民眾。

　　(四)要敬畏群眾口碑。我們這個民族是重視德育倫理教化的民族，不論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還是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抑或是以釋家為代表的佛陀教育，無不都以高尚的道德倫理作為他們至純至高的境界。達則兼治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官為人都要立功立言，立德立身，修身養性，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這是普遍性要求。可以肯定地說，在任何部門和單位，群眾的眼睛是最雪亮最公正的，哪個干部素質優劣，哪個干部清廉與否，哪個干部真正為民辦事，在朝夕相處中他們心中最有數，也最有發言權。而現在問題是許多貪官，特別是那些掌握了最終決定權的所謂“ 一把手”的貪官，在他們的眼里根本就不會顧及群眾的口碑不口碑，單位里往往是“一把手”說了算，要不然就不會有這么多“一把手”倒在項目經費使用、土建工程招投標、產權轉讓交易和干部提拔等違規操作上了。即使是現在雖然規定了“一把手”不能直接分管財務、人事和工程招標等事宜，但在有些單位至今仍然有“一把手”隱性插手工程項目、重大經費撥付等影子，十八大以來“不收手不收斂”的情況依然存在。僅拿干部提拔為例，特別是“一把手”想要提拔某個“帶病干部” 時，群眾的評價一般很難起到什么作用，的確存在“我認為你行，不行也行;認為你不行，行也不行。”的情況，因為單位“一把手”擁有與上級領導或有關部門的直接匯報、溝通的壟斷權，在本單位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決定權。要不然也就不會存在那么多“帶病干部”被提拔了。據統計“帶病干部”在有的地方已經占據 70?80%左右了。如若把這樣“帶病干部”提拔到重要或關鍵崗位上，違法亂紀幾率較一般干部就要大得多，那只能成為候補的“準貪官”，給我們黨的事業帶來的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敬畏群眾口碑，最終就是敬畏我們黨的威信，敬畏我們黨的事業，敬畏我們干部隊伍建設，使我們黨的事業后繼有人。也只有敬畏群眾的口碑，才能使我們黨員領導干部牢記黨的宗旨，不去做違背民心民意的事情，才能真正胸懷愛民之心，恪守崗位之責，為黨為民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