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完整的可操作技術模型的前提下，簡單通過常識和案例得出“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的結論，顯得既無多少建設性，又缺少對于現實的觀照感。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日表示:工資上漲現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上漲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變得困難。我們看到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業已經垮掉了。工資過快上漲，的確會傷害我們的經濟，有點承受不起。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工資無限制上漲。

　　這一席話在網上激發了許多網友的參與感，斥責反駁成了一邊倒的聲音。這場爭議指向的不僅是“工資過快上漲”的認識問題，還折射出網絡形態中信息制造和傳播的不對稱性和耗散性，這讓一個本可成為嚴肅討論的話題變得滑稽和充滿謬誤。

　　從工資上漲過快的利弊角度看，蔡昉的觀點并非無據。工資漲幅并非沒有限定，常識是，受到勞動生產率的制約。假如工資漲幅快過生產率漲幅，那么將導致成本提升并推動物價普遍上漲，從而吞沒工資上漲所帶來的全民福利。即使是合理的工資上漲，也可能導致企業成本增加。年來由于國內人工成本增加，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轉移到境外工資水更低的地方，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工資上漲對于整體經濟的影響。

　　但是，“工資上漲過快”的標準是什么?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工資水應當依據什么指標衡量，上漲過快或過慢，并無一定之規。不同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或許是一個衡量標準，但如何將差異性極大并總是在變動中的勞動生產率設定為工資增長的參照系數，誰有權決定企業的工資水而不危及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這一系列問題仍然待解。在缺乏完整的可操作技術模型的前提下，簡單通過常識和案例得出“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的結論，顯得既無多少建設性，又缺少對于現實的觀照感。

　　而現實中情況是，一方面，不乏工資增幅低于財政增幅、低于GDP增幅的實例，在CPI漲幅較快的年份，工資增幅低于CPI增幅還導致普通職工收入縮水;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就業市場通常是典型的賣方市場，因此工方相對于資方總是處于弱勢，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作為衡性制度在實踐中并未得到有效貫徹。這進一步限制了普通職工工資的合理上漲。合理上漲都困難，何來上漲過快?就此而言，多數網友的駁斥是出于切身感受。

　　當然，學者慣于從宏觀層面的整體利益考慮問題，而多數網友總是基于自身利益，這擴大了雙方的認知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差異不可彌合。表面上說的都是工資問題，但實際上不在一個范疇。

　　此外，人們總是慣于在自己能夠認知的范圍內截取和評價信息，這會導致信息的不對稱和耗散。而信息制造和傳播的任何不慎都會讓這種耗散加速。比如，人們會注意到“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但忽視蔡昉所說的“通過穩定農民工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繼續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獲得全要素生產率”的解決辦法。

　　這對于話語制造者和信息傳播臺的各方來說都是一次提醒。學者、特別是官方學者，需要考慮其身份背景可能引發的對政策的誤讀，而信息傳播者和參與者需要衡完整傳播信息，才能作出更客觀的評價。

　　“工資過快上漲傷害經濟”之爭中不乏謬誤，這反映出信息時代展開討論的難度。如何降低難度，讓理性討論成為一種慣，不僅對這件事，對其他公共話題都有啟示意義。